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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策为最早的中国书 纸与印 刷术的发明改善图书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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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延竹简


长沙马王堆帛书



宋版孤本《锦绣万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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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活字印本《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


雕版印刷技艺展示


    不久前的“世界读书日”,让读书 这个古老话题再次被人们热议。

    世界在进步,新的电 子媒介形式的出现,让读书 这件事变得更加容易。而在历史上,书籍形 制的进化其实是十分艰难的,可以说,它和人 类文明的发展同步而行。

最早的中国书是简策

    简书是 指写在竹木材料上的文字记录,又称简策,它也是 我们已知的最早的正式图书形式。我国古 代的奠基著作当时都是写在简策上的。

    将竹木 进行加工以后制成的竹、木片称为简。但是作为书写材料,单片的 简是不能容纳许多文字的。因此,一篇较 长的文字或一部著作必须连续写在许多片简上。为了防止散乱,以便有次序地阅读,必须将 这许多简有顺序地编连起来,这种编 连起来的简就成为策(通“册”)。

    制简的材料有竹、木两种(产竹的地方用竹,不产竹的地方用木)。用竹制的称为竹简,用木制的称为木简。不过木的体积比竹大,它还可以制成版,每一块版上较之竹简,可以容纳更多的字,不必编连,可单独使用。版,又称为方。写上文字的版,则称牍。所以古 代的许多文字记录称为“版牍”或“方策”。

    由于写信用的木板,通常是一尺长,所以信札又称“尺牍”。古代的 地图也是绘在木板上的,所以至 今仍把一国的疆域称为“版图”。

    在简书实物发现以前,人们根据古书上“笔削”的记载,曾误认 为简上的字是笔写后再刀刻上去的,实物证 明是用毛笔写上去的,而非刀刻。所谓“削”是将写错的字,用刀削 去错字以便重写,故有“笔削”之说。

    简牍起源于何时?据郭沫若的推测,可能在殷代已经出现。不过,从现代 考古发现的实物来看,只限于 战国和战国以后,而且相沿很久,从上古直到公元3或4世纪,一直作 为书写的主要材料和图书的载体。直到东晋末年(公元400年后)才逐渐为纸所替代。

    由于年代久远,直接流 传下来的简策实物,只能从 考古发掘中获得。

古代的发现,原物已不存,有文献 可征的共有九次,其中最主要的有两次:

    第一次 发现是在西汉武帝末年,鲁恭王破孔子宅,在宅壁 中发现了一批战国时代的竹简。内容是 战国时期人们抄写在竹简上的儒家经典,即用古文写的《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数十篇,因与当时的传本不同,故称为“古文经”。从而引 起了一场长期的经书今古文经的争论。

    晋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 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统称“汲家书”。流传至今的有《逸周书》《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琐语》四种,但都不是原本。

当然,以上两 次所发现的竹简都未能流传至后世。

    近代从19世纪末到1949年共有八次发现。多是汉晋时期的木简,地址均在西北地区,其内容多为古文书、信札及簿册等,图书有《论语》、《尚书》及日历、方书等。其中值 得特别一提的是,1930年西北 科学考察团在今甘肃额济纳河流域黑城附近,发现汉代木简1万多枚,因该地 区原属汉代张掖郡居延县,故称居延汉简。这是1949年前出土最多的一批,内容涉 及西北边塞地区的行政、边防、邮驿、屯田及 戍卒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等许多方面。这一实 物现存放在台湾。

    1949年后,出土的古简更多,除原西北一带之外,沿黄河流域、长江流 域及沿海一带均有所发现,而且数 量比以前发现的多得多。仅1996年9月至11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 内清理出十几万枚三国时期的吴国简牍,其总数 就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不过主要是档案文献,不包括图书。

    2008年7月,校友赵 伟国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被称为“清华简”。这批竹 简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至于这 批竹简的出土时间、流散过程,如今已不得而知。竹简上记录的“经、史”类书,大多数前所未见。

昂贵帛 书是简策的补充

    帛书是 指以缣帛为书写文字的载体的一种文献。缣帛是丝织品的通称。

    我国是 世界上最早植桑养蚕和织造丝织品的国家。传说在公元前3000年,嫘祖已 发明养蚕织丝了。但最初 这种丝绸织物是做衣料和装饰品用的,至于什 么时候用来写字作书便不可考了。

据文献记载,春秋时 代已把缣帛作为书写材料了。到战国 时代则比较普及,如《墨子》一书中多次提到“书于竹帛”。一般认 为帛书晚于简书出现。

    缣帛质地轻薄,幅面宽阔,容易书写和携带,并且可 以根据文字的长短任意剪裁,舒卷方便,易于保藏和阅读。所以帛 书克服了简策所存在的种种缺点,是书写 材料的一大进步。但缣帛 毕竟是一种贵重的丝织品,并非一 般人所能制备和拥有,所以有“贫不及素”之说。因此帛书的出现,并不能完全代替简书,长期以来竹帛并行,而且作 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仍然以简策居于主要地位。

    由于帛的贵重,作为书 写材料自然比不上竹木使用的普遍,加上缣帛更易损坏,不易保存,所以古 代帛书实物能流传下来的极少,考古发 现远没有简书那么多。

    1908年,英籍考 古学家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发现两件缣帛信件。信上没有注明日期,据同时出土文物考证,系公元15年至56年间之作,即西汉 末至东汉初期的帛书实物。

    1972年,在湖南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出土一 件覆盖在棺木上的彩绘帛画,画幅全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8厘米,成T型,用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绘成。画面大致可分上、中、下三个部分,分别表示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景物,或系传说,或系生活的写实,或系想象。

    1973年在湖 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有大批的帛书发现,共26件,12万余字。内容包括《周易》、《老子》等。其中有两部《老子》抄本,分别定名为《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每部上下两篇,次序与 传世的本子相反,今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故《老子》又称《道德经》;而新发现的帛书,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纸的发 明改变了图书面貌

    纸是我 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也是对 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之一。纸的发 明成为我国乃至世界图书事业史上的一件大事。

    根据出 土的西汉时期的纸状物或原始形态的纸,说明西汉已经有纸;同时,《后汉书·蔡伦传》记载,东汉已采用麻头、敝布等 废旧廉价的东西做原料来生产纸。据此,可说明 我国汉代已发明了纸和造纸方法。

    东汉时期,由于造 纸原料的扩大和造纸技术的改进与推广,纸开始成为书写材料。不过纸 写书完全取代简帛,大约经 历了一二百年的时间。

    三国时魏文帝曹丕“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由二人的地位不同,可以看 出纸书仍不如帛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到晋代,纸写书已相当流行,成为这 时图书的主要形态,人们已 习惯于用纸写书、抄书。这时虽然还有简、帛及以 石刻为载体的图书,但在图 书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流通范围也日趋狭窄,而纸书却以抄写、携带方 便而受到人们的欢迎。如西晋 著名文学家左思的《三都赋》问世后,“豪贵之家竞相抄写,洛阳为之纸贵”。这说明 当时纸的流行已相当广泛,人们用 纸抄写书籍已习以为常。

    东晋大 书法家王羲之曾一次把九万张纸送给他的好友谢安。人们除 了用纸撰写文章书籍外,还用纸写作书法,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是迄今 世界上最早的纸本书法,虽然纸 张的纤维已经老化,但由于几经装裱,精心保护,一直保 存了一千七百多年,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

    在印刷 术尚未发明之前,光靠藏 书家个人抄写积累图书是远远不够的。从东汉开始,出现了 一种专门以抄书为业的佣书人。魏晋南北朝时期,书籍大增,各种文化都有所发展,迫切需要书籍流通,佣书业 也随之兴盛起来。佣书人对流通书籍、传播文 化起了重要作用。

印刷术 让书真正成为书

    印刷术,这个人 类赖以传播知识和文化信息的重要手段,是我国最早发明的。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所有书籍全凭手抄,相当费时费力,一次只能抄一部,生产量是很有限的。

    关于雕 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存在很多争论。而唐代从公元618年开国至907年灭亡,历经290年之久。这一时 期有关雕版印刷的文献记载甚多,其中也 发现了一些实物。

    雕版印刷术产生以后,在唐代 首先为民间采用,其中尤 以佛教信徒捷足先登,故早期 的雕版印刷品多为佛经及民间日常用书,如历书、阴阳占 卜之类杂书及字书、韵书等,说明社 会的需要对刻书内容具有很大的影响。

    从刻书地点上看,除了首都长安之外,尤其以 四川成都一带是印书最多的地方。成都位于四川盆地,素有“天府”之称,且盛产竹木,为制版 和造纸提供了丰富的天然资源,历来造纸业就很发达。且唐代中期以后,黄河流域连年战争,而四川 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在安史之乱、黄巢起 义两次动乱中两度成为临时首都,成为唐代另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使得文人汇集,促成其 成为我国出版的发祥地。

    继雕版 印刷术发明之后,我国对 世界文化的又一巨大贡献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活字印 刷术的发明不像雕版印刷术的发明那样无文献可征,而是有 可靠的文献记载,这就是 宋人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书中明确指出:发明人是布衣毕昇,发明时间为庆历中,即公元1041-1048年间,造字材料为胶泥,每字一印,刻好烧硬。贮字方法,依韵排列,检字时依韵检字。可反复使用。但毕昇生平不详,只是1990年初,在湖北 省英山县发现毕昇墓碑,据此中 国印刷博物馆标出:“毕昇,北宋活 字印刷术的发明家,今湖北英山人。”

    毕昇的 发明在今天看来,显得比较原始,但它的 基本原理和环节(刻字、排版、印刷)和现代 印刷术是相同的。他的这一发明,当时并未得到推广,当初用 这种方法所印的书籍也没有能流传下来。但这一 记载是完全可信的,除了沈 括与毕昇是同时代人这一点外,以后历 代仿用此法印书的不乏其人,证明此法是可行的。

    继泥活字发明之后,我国又出现了木活字。本来毕 昇曾经用木试制活字,由于木质“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沾,不可取”,故而弃 之而采用胶泥为字。但不久 便有木活字印书出现,距毕昇 发明泥活字约一百多年。

    元代著 名农学家王祯在元贞元年至大德四年(1295-1300年)任安徽旌德县尹时,很关心农业,并积累 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写了一 部颇具科学价值的《农书》。为了印制这部著作,他亲自设计,花两年 时间请匠人刻制了3万多个木活字,先用于试印本县县志。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印出了约计6万余字的《旌德县志》100部,取得了成功。他特别为此写了一篇《造活字印书法》附录在所著《农书》后。《造活字印书法》一文,是我国 活字印刷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明清以 后木活字印书又有发展。清代的木活字印书,更是普遍。无论官私及坊间,多采用木活字印书,甚至有 的书坊直接取名“活字印书局”或“聚珍堂”。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为了刊印从《永乐大典》中辑出 的已失传的宋元古籍,清高宗 弘历采纳金简的建议,花费了2339.75两银子,刻成大小枣木字233500个,并配置 了相应的印刷设备,先后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138种,300多卷,是我国 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书活动。

    所谓聚珍版,就是木活字版,因乾隆 皇帝嫌其名不雅驯,而改用此名。后来金简把印造《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经验写成《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详细地 说明了木活字的制造和印书方法的程序,是介绍 活字版印刷术的重要文献。

    明清以后,我国的 活字印刷还采用了以锡、铜、铅做原料的金属活字。铜活字 在我国金属活字中使用最多。我国的 铜活字印书是从15世纪末,即明代弘治年间才开始盛行的。

    清代规 模最大的铜活字印书是雍正四年(1726年)内府印制的《古今图书集成》。这是一 部我国现存的最大类书。全书1万卷,目录40卷,共印64部,每部5020册。其卷帙之富,排印之精,史无前例。可惜这 批铜活字在印成《古今图书集成》之后,“铜字被窃缺少,司事惧得咎,值乾隆初年京师钱贵,遂清毁铜字供铸”,这批铜 字就这样轻易地被销毁了。

延伸阅读

西方印刷术传入

    印刷术 本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发明,并由我 国传播于世界各地。但是在 西方的工业革命中,印刷事业完全工业化。随着西 方资本主义的向外扩张,19世纪初期,西方印 刷术开始传入我国,并且逐 渐发展而代替了雕版印刷术。

    首先将 铅字印刷术传入我国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马礼逊1807年来到我国澳门,为了传 教需要刊印汉文《圣经》,开始雕刻汉文字模,准备铸造汉文铅字。因受到 地方当局的禁止,刻工惧祸,将字模焚毁。1814年,马礼逊 在马六甲开设印刷所,继续从 事雕刻汉字的工作。在我国 工人梁亚发和蔡高的配合下,终于在1819年印成 了第一部铅活字的汉文书——《新旧约圣经》。这是最 早的汉字新式铅印书。

    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新式铅 印术在我国逐渐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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